几年前，在我主讲的《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课堂上，学生们跟我谈到一些大学生心理承受能力较差，一遇挫折失败，身心便受重创，或萎靡不振，或精神崩溃，甚至自寻短见，并列举事例若干以为证。我在震惊、慨叹之余，不由得思索起造成这类悲剧的原因所在，深感现代人格教育的流弊之严重。长期以来，我们的人格教育只注重给受教育者灌输如何进取、如何建功立业的思想，却忽略了让其具备一种健康的心态，达观的境界，良好的心理承受能力和适应能力。传统的人格理论告诫人们，在入世有为的同时必须具备豁达、超越的精神境界，即要求以出世的精神从事入世的事业，这样做不仅可以使人保持镇定从容的心态，从而取得事业的成功，而且会使人稀释或缓解因为遭受挫折所带来的痛苦和烦恼，从而重新奋起。在这方面，道家、玄学家及禅宗所作的探索尤其值得今人注意，其学说中的有益成份也值得今人汲取。
中国传统人格理论的精粹是“内圣外王”，各家各派均以其作为人格设计的基本架构和理想目标，但各家对其内涵的界定又有所不同。大致说来，儒、墨、法三家的“内圣”是从事道德修养，以追求一种崇高的道德境界；其“外王”是从事政治实践及其它社会事务，以建功立业。道、玄、禅三家的“内圣”是追求一种超越而自由的精神境界，其“外王”则是指从事俗务，即要求以出世的精神干入世的事业。可以说，儒、墨、法三家所设计的人格是一种道德人格，代表着人们对至善的追求；而道、玄、禅三家所设计人的人格则是一种逍遥人格，代表着人们对自由的追求。对古代中国人来说，“内圣外王”的人格结构至少从形式上代表了其实现人生价值的两个侧面，而实质上这两个侧面又是统一的。“内圣”是“外王”的前提，而“外王”又是“内圣”的条件，缺少任何一面，人格形态都不会完美。对完美人格的追求，便形成了一种理想的人生模式。因此可以说，“内圣外王”不仅是古人理想的人格观，而且是古人理想的处世哲学。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或者向往道德人格，成就德业；或者向往逍遥人格，追求自由。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知识分子一生只追求一种人格形态，实际情况很有可能是这样：当他得意之时便自觉不自觉地追求道德人格，而当他失意之时便自觉不自觉地追求逍遥人格。
至今为止，在学界尚未见以“内圣外王”作一总标准来衡量和评判各家人格理论的专著，故拙著在发凡起例方面即颇费苦心，而在广泛阅读原始资料的基础上所作的分析和论述中，亦颇有探赜索隐之处，一些观点实为发前人所未发，如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语旨的阐释，对墨家、法家“内圣外王”思想的抉发，对《易传》、《大学》、《中庸》人格论的探析，对玄学人格论所代表的文化转向的论断，对儒家把一切社会实践均视为道德实践这一泛道德主义思想影响下的“外王”观的揭示以及对中国传统人格理论之现代转化问题的思考等等。拙著从四个方面论述了人格转型的问题，主张现代理想人格的建构必须以传统人格理论为基础，同时吸收西方人格理论中的有益成份。拙著认为，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新型理想人格，应该真善美统一、利己与利他统一、内在自由与外在自由统一、“入乎其内”与“出乎其外”统一的人格。
（作者系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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